一位流亡教授的观察报告：一个文明是怎样失去自己的？
在欧洲文明崩溃的前夜，一位知识分子经历了身体与心灵的流亡。师从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德国著名犹太裔哲学家洛维特，在1933年纳粹上台后，被迫辗转流亡意大利、日本、美国达18年之久。他的《纳粹与哲学家》一书不仅记录了众多流亡学者的命运，更对同时代知识分子思想变化做出了深刻分析，揭示了孕育出爱因斯坦、迈特纳、韦伯等无数学术巨擘的德国何以在短时间内迅速沦入文明的深渊？ 撰文 | 方在庆（华东师范大学紫江讲座教授） 一 德国为何成为20世纪最大的谜团？ 20世纪初，如果有人问欧洲最令人向往的国家是哪一个，许多人恐怕都会回答：德国。这种判断今天听来不可思议，却几乎是当时欧洲知识界的共识。 法国思想家雷蒙·阿隆（Raymond Aron）后来回忆说，世纪之交的人们普遍相信，20世纪将是“德国人的世纪”。这种信心并非源于民族狂热，而是基于一种几乎无可争辩的现实：当时的德国拥有世界上最优秀的大学、最活跃的实验室、最深刻的哲学和最富创造力的科学共同体。从康德、歌德到洪堡，从赫尔姆霍兹、韦伯到普朗克，德国似乎已成为现代文明最重要的发动机。世界各国的青年学者纷纷来到柏林、哥廷根、海德堡、慕尼黑求学，美国大学甚至视之为典范。 然而，不过三十多年后，人们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。 这个曾孕育出现代科学、大学和人文精神的国家，亲手驱逐了爱因斯坦、迈特纳、卡西尔、洛维特以及无数科学家、哲学家和艺术家；那些曾引以为傲的大学和学术共同体，也在极短时间内完成了“一体化”（Gleichschaltung），一步步沦为纳粹国家机器的一部分。更耐人寻味的是，被驱逐的人，大多数并不是德国文化的局外人，而恰恰是其最成功的产物。 历史上不乏战争与革命，但像德国这样，一个曾站在世界文明高峰的国家，在如此短的时间里滑向深渊，至今仍是现代史上最令人困惑的谜团之一。 二 为什么这是一份写在历史进行中的报告？ 战后关于纳粹德国的回忆录数不胜数，但卡尔·洛维特（Karl Löwith）的《纳粹与哲学家》却截然不同。它的德文原题是Mein Leben in Deutschland vor und nach 1933: Ein Bericht（《1933年前后我在德国的生活：一份报告》）。它不是一部在岁月沉淀后写成的追忆录，而是一位流亡者在历史剧变尚未结束时写下的“中途报告”。 洛维特不知道纳粹德国还能存在多久，不知道战争会如何结束，更不知道大屠杀的最终惨剧。他面对的，只是一个熟悉的世界正在一天天瓦解：昨天还谈笑风生的同事，今天已佩戴上纳粹党徽；昨天还坚持学术自由的大学，今天已要求教授宣誓效忠。历史的断裂，并非源自某一天的剧变，而是在这些看似平常的日常细节中，一点一点改变了方向。 这本书真正吸引人的，并非它记录了纳粹德国的种种见闻，而是它试图回答一个更根本的问题： 一个看似已抵达现代文明高峰的国家，为何会在极短时间内失去支撑这一文明的精神力量？ 也正因如此，它更像是一份“文明病理学”的临床记录——历史尚未结束，诊断已经开始；废墟尚未形成，裂缝却早已出现。 三 德国为何驱逐自己最好的孩子？ 如果说这本书最令人心碎之处，我想，并不是洛维特失去了教职或被迫流亡，而是另一件更隐秘、也更深刻的坍塌： 他忽然发现，自己已经不能再被称作德国人。 洛维特出生于1897年，成长于一个早已融入德国社会的家庭。他接受的是德国教育，阅读的是德国文学，追随的是德国哲学——他先是胡塞尔的学生，又成为海德格尔最出色的弟子之一。对他而言，德国不是抽象的国家，而是一种生活方式、一种精神传统、一种不言自明的身份。像他这样的人，在1933年以前很少认真思考自己“是不是犹太人”——他们首先是德国人。 然而，《纽伦堡法》及一系列种族政策，在一夜之间重新定义了他们。一个人是谁，不再取决于他如何理解自己，而取决于国家如何定义他。过去几十年的生命经验，仿佛突然失去了意义。 这是洛维特的遭遇，却远不是他一个人的命运。爱因斯坦、迈特纳、卡西尔……他们都曾是德国文化最骄傲的产物。正因如此，他们的流亡才格外令人悲伤——他们失去的，并不仅仅是一份工作、一所大学，甚至不是一个国家，而是一个曾经深信不疑的精神世界。 美国历史学家弗里茨·斯特恩 (Fritz Stern) 后来始终强调，自己之所以研究德国，并非因憎恨，而是因热爱。他终生无法理解，一个孕育了歌德、康德、洪堡，也孕育了现代大学和科学的文化传统，为何最终会拒绝那些同样在这传统中成长起来的人。 直到离开德国之后，洛维特才意识到，自己一直生活在德国文明之中；也正是在那时，他发现，那个文明已经开始把自己的孩子，一个一个送出了家门。 可是，一个文明为什么会驱逐自己的孩子？ 因为真正驱逐他们的，并不是希特勒一个人，而是整个德国社会。 四 是谁背叛了德国？ 德国并没有在1933年突然变成另一个国家。大学依然是那
